艺术的语言

艺 术 的 语 言

——读赵之谦篆刻

王志敏

艺术作品的成熟，表现在艺术风格的确立，艺术风格的确立，又体现在作者个人艺术语言的建立。艺术语言的建立表现为多种形式，文化氛围不同，取向也各异。但总体上讲，它离不开四个字，那就是创新与融合。创新好理解，那就是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寻求他人未有的表现方法。而融合就稍为复杂点，他需要对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创

作有一个详尽的了解，然后从中取各异而又适配的结合在一起，提炼成为属于个人的艺术语言和风格。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中，艺术风格的建立，更多是采取后一种形式，那就是触类旁通，选择古今艺术创作中成功的例子，融会、化育成个人的艺术语言。而这一选择方式，在书法篆刻艺术发展过程中，显得尤为特别和突出！

这个特点，在书法篆刻创作的人群中，又表现为对作品“胎息”的看重。所谓“胎息”，就是指从作品气息中，能反映出来的传统特质。具体点讲，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接近传统某些名家或者名迹！事实上，在传统的名家当中，能否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判别作品成功与否的重要元素。因此，书法篆刻家们在寻找艺术语言之时，大都乐于向故纸堆中搜索，从中开发一些通会与灵感，与书法篆刻的主体创作融会贯通，从而达到既有传统，又能自出新面的效果。从这点上，我们回索一下前人的创作的足迹，会觉得很有意思。首先是邓石如、吴让之，他们吸收了汉碑额篆书的特点，创作出浣派一系篆刻婉转婀娜的用笔特色和大刀阔斧的表现方法。丁敬、黄易等开创的浙派，刀法上出于对秦汉古印及碑版风化剥蚀表现在拓片文字笔画上凹凸不平这一效果的摹拟，而取意上却发现了六朝唐宋人篆刻的妙处，以此入印，在当时一片学汉印的风气中可谓独树一帜！而随后的大家也是各有“依傍”：徐三庚得力于《吴天发神谶碑》；吴昌硕可溯源于《石鼓文》；齐白石取法于《汉祀三公山碑》。当代的大家王镛的作品取意于汉晋六朝的砖铭；韩天衡意会于鸟虫篆印；石开则暗合远古岩画；黄惇则出于对古代民间青花瓷押印的摹拟。通会之际，都跃然成家！

而这里介绍的是晚清篆刻大家赵之谦，在篆刻创作上，他也是一位索源传统而能另辟蹊径，然后独树一帜，卓然成家的篆刻大师之一。

赵之谦（1829～18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取名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阳、奉新知县。工诗文，擅书法。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学邓石如，而后能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篆刻初学浙派，继而取法秦汉鈢印，更向皖派学习，同时又渗合宋、元篆刻的特点，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入印，一扫当时篆刻界的旧习，作品苍秀雄浑。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

对于赵之谦的时代来讲，当时浣、浙流派篆刻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形成了两派同时统治印坛的局面。要从中获得发展已十分困难。也就只有像赵之谦这样的大家，才能真切地意识到浣、浙两派已到了该合流的时候了，因而对当时浣、浙流派篆刻的多向探求；同时又渗合宋、元篆刻的特点，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入印，在当时的印坛自然是少有的。这显然是赵之谦建立自己艺术语言的一个独特探索，正如他在致友人秦勉锄的信中所讲：“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画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在他刻的《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一印边款上讲：“取法在秦诏汉灯之间，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这探索的成功，也为后世的篆刻家们提供了一条行之有较的创作途径，其影响直至今天。

这里所选的篆刻作品《福山王氏正孺藏书》，是赵之谦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王懿荣所刻，王氏为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并对甲骨学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大学者。作品在造字上明显不同于汉印的造字形式，充分体现了作者参合宋、元，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入印，又不著痕迹的艺术特点，明显地已非对传统的简单摹拟。通过这方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前人在融会贯通，博取传统营养方面艺术魄力。

正因为书法篆刻这一门艺术在其创作的道路上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性质，使它难免地在其它艺术门类的眼里有“老古董”的感觉。但也正是这一特殊的地方，使得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一直蓬蓬勃勃，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