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昆明的茶馆

我之与茶馆有缘并非因为爱喝茶，也从未体验过周作人“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的品茶之乐，而是因为小时候爱听故事，也爱听吹拉弹唱。那时大人为衣食奔波，无闲情给我讲故事，也无能力似今天的父母一样给孩子买钢琴、电子琴，就连拥有一台会说会唱的收音机都是梦想。于是茶馆门口成了我经常驻足的地方。

那时的茶馆大大小小分布在昆明各条街道上，多是用砖砌一眼方口炉灶烧水，烧的是焦炭，上面搁几根铁条，十来把铁皮茶壶挤在上面，火苗舔着壶底飘来荡去。客人一跨进店门，跑堂的伙计便迎上来，一边招呼示座，一边把肩上搭的白毛巾扯下往桌上凳上一抹，转身便拿来早已放好茶叶的茶碗，左手揭开碗盖，右手拎起刚从灶上提来的茶壶，先将壶嘴凑近茶碗轻轻倒出，随后茶壶渐渐提高，茶碗将满未满之时，壶嘴向上一扬，那手就势一送，一个漂亮的弧度，桌上滴水不洒。盖上碗盖后道一声“你家慢慢喝”，便又忙着去招呼其他人了。碰上起身要走的，无论怎样地忙碌，也一定要赶到门口，说声“慢请啦，得闲又来坐坐。”

大一点的茶馆里常有说书的，譬如劝业场（后为五一电影院附近）的茶馆，门口每天都挂出水粉写的牌子，上有说书人的姓名及段子。晚饭后，日头一落，茶客们便陆续坐满了店铺。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也有白天干苦力、晚上倒此来休息的中年汉子，或是在家怕听老婆唠叨、怕被老婆使来唤去溜出来躲清静抑或是找热闹的聪明男人。用不着约伴儿，“相逢何必曾相识”，只要往茶馆一坐，彼此就是熟人；再一熟就是茶友。熙熙攘攘中，只见说书人出来了：长衫布鞋，风流倜傥，喝一口刚沏好的茶，袖子一挽，醒木“嗒嗒”一敲，满场皆寂。从那似悬河的口中，便吐出无数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忠奸善恶的故事来。

规模最大、说书也最有名的地方大概要算文庙里那个茶馆了。茶室不仅宽敞纳人多，而且在此说书的都是高手，每晚座无虚席。其间，指间夹香烟的，胸前端烟壶的，怀里抱水烟竹筒的，吐得满屋烟笼雾绕。茶室地势本来就高，在几级台阶之上，说书人又坐在室内高台之上，我大概人太小，远远看去，说书人仿佛坐在雾里云端，神秘得令人敬畏。

小一点的茶馆一般没有说书的，在里面助兴的大多是盲人或无业的艺人。有操一把胡琴自拉自唱的，有男人伴奏女人唱的。唱得好的极少，茶客爱听的听，不爱听的尽可以高声谈笑，绝无人干涉。于是，弹唱的、说笑的、打扑克下象棋的、乃至看书入迷的、沉思发呆的都能和平共处，其乐融融。那时，常有一个蓬头垢面、步履蹒跚的老头儿在茶馆里拉小提琴，人们说他年轻时名噪一时，曾同廖新学一起去法国留学，因吸食鸦片成不了器，回来流落街头卖艺。他的小提琴拉得极好，在这个茶馆拉几支曲子，讨了钱又踱到另一个茶馆去。我上小学要从小西门走到大东门，放学后只要碰上他，便跟着他从长春路茶馆听到文庙街茶馆，又从文庙街听到民生街、福照街……他的琴声那么美，让人无法同他发黄的指头、肮脏的形象统一起来。上中学以后，我再没有时间去茶馆门口看热闹了。后来听说他死了，连同他的琴声，心里不免存着一份深深的惋惜。

上茶馆的人也不只是我五十年代看到的这种情景，早些年代文人上茶馆是一种名士的风流。远的不说，西南联大时可谓盛极一时。因为那时学校图书馆座位有限，学生们便跑到茶馆去看书、写作。这道独特的风景，在汪曾琪先生的《泡茶馆》一文中有着非常生动的记述。汪曾琪先生高度评价这一现象，他认为，联大学生泡茶馆，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在那个污浊混乱的时代，很多人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笼的幽默感”，是跟泡茶馆有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是在茶馆里写的。他说：“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他说:“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六十年代前期我刚上大学时，系领导经常在全系学生大会上批评高年级的师哥们跑去“蹲茶馆”。北京人叫“泡茶馆”，昆明人为什么叫“蹲”呢？因为中文系的教室在会泽院，一下石级出校门左拐，文林街就有鳞次栉比的茶馆，师哥们常常是趿着拖鞋就去的，据说是师从一位崇尚老庄、满腹经纶、不修边幅的名教授。脱鞋方便又不想正襟危坐，就一支脚脱掉鞋踩在凳子上，膝盖抱在胸前，累了换另一支脚，是故为“蹲”。“泡”是时间上的概念，“蹲”是姿势的写实，两个词都形象极了。不过不管是“泡”还是“蹲”，都是特立独行的师哥们的浪漫，我等小字辈绝对不敢。

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也许不应该再“蹲茶馆”了，但是把这看成大逆不道的事也许又过头了一点。这种“左”的倾向发展到那个特殊的岁月达到登峰造极：几乎在一夜之间，昆明的所有茶馆都被当做革命对象关了门，连同它所传承的文化一起消失。今天，那些装修得十分雅致的大大小小茶室又重现昆明街头。前去喝茶闲聊的多是身着T恤、牛仔、耳朵里塞着MP4的年轻人，翠湖周边的茶室还经常可以看到金发碧眼的“老外” 。我所居住的小区，云南农业大学开了个颇具规模、颇上档次的茶室，挂的牌子是“茶文化教学基地”。每天旅游大巴拉来一车车中外游客品普洱茶、听讲座。这些景象明明白白地打着改革开放的历史烙印。我常常感叹，小小茶馆，竟能记录岁月的沧桑，见证时代的风云，难怪它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