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导游词2篇 探寻江南贡院的历史与文化——一次精彩的导览之旅

江南贡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建于明朝，是全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贡院。2005年，江南贡院作为南京明清建筑群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它已成为旅游胜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参观。

第1篇

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以反映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为内容的专业性博物馆，它坐落在闻名遐迩的南京夫子庙地区原“江南贡院”遗址上。

贡院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为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起初只供县、府学考试，占地面积也不大，后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鼎盛时期仅考试的号舍就拥有20644间，加上官房、膳房、库房、杂役兵房等数百间，占地近30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明清两代在江南贡院应试的部分著名人物就有唐寅、郑板桥、吴敬梓、施耐庵、翁同龢、张謇、陈独秀等。

复建后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仍保留有“明远楼”、“贡院碑刻”等重要文物古迹。陈列馆大门“明远楼”，原为江南贡院的中心，也是贡院最高的一座建筑。登临四望，秦淮风月，历历在目。“明远”二字取自《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之意。楼内有清康熙年间著名词人李笠翁所题对联一副：“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科考期间，监临、骆试、巡查等官员昼夜登楼查望，“白天摇旗示警，夜间举灯求援”，以防考生骚乱、作弊。

明远楼两侧是碑廊，陈列着省级文物明清贡院碑刻20余块。其中有康熙御题碑、两江总督铁宝碑、重修扩建贡院碑等，是研究明清贡院建制沿革和科举情况的实物资料。为再现昔日考试景观，馆内复建有考试时考生所用号舍40间。西面20问号舍，内部除陈列有古时考生所用文房四宝、油灯、食品外，还专门制作有电动模拟考生塑像。他们有的得心应手，有的抓耳挠腮，还有的正在伺机作弊。观者不由被这些生动的人物形态景观带入到那逝去的岁月中。东边20间号舍是举行、模拟“江南乡试”的场所，中外游客可以着古装，入号舍，答考题，亲身感受科考之艰辛和中举之喜悦。

东西号舍之间有花圃，这里鸟语花香，修竹婆娑。由花鸟市场遁入贡院的小松鼠在游人脚下戏耍、觅食。奇特的考场建筑，将院外夫子庙那吵杂之声完全消溶。难怪当年应试士子，身在号舍而能不为十里秦淮的喧嚣所侵扰。

穿过花圃，便是“至公堂”。此堂原为监临与外帘官聚会办公之地，现为陈列馆的主要展厅。这里，以文字为主配以图片和实物资料，向观众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历史沿革。

自隋朝以来，直至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1300余年，其社会影响十分深远，因此，了解和研究古代科举制度是有必要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的宗旨即是广泛征集和展出有关科举制度的实物和资料，研究这一制度在历史上的得失和现实意义。同时该馆又充分注意知识性、观赏性、娱乐性的结合，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使科举遗存在当代文化教育和旅游事业中发挥作用。

第2篇

历史上南京秦淮河的两岸，一边是勾栏瓦舍，一边是江南贡院，河上有桥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栏瓦舍早无踪影，贡院还留下些许痕迹。历史上南京秦淮河的两岸，一边是勾栏瓦舍，一边是江南贡院，河上有桥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栏瓦舍早无踪影，贡院还留下些许痕迹。

历史上南京秦淮河的两岸，一边是勾栏瓦舍，一边是江南贡院，河上有桥相通。如此安排甚是有趣，才子佳人，各得其所。如今，勾栏瓦舍早无踪影，贡院还留下些许痕迹。

乡试的考棚才有资格叫贡院，乡试是省级考试，明清时南京是省会，而江南贡院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贡院，有两万多间房，比北京贡院大上一倍。如今南京有一所科举博物馆，建在原址的地下，秦淮河的边上。

展览中规中矩，该说的都说了。在结尾部分是中外名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观点非常对立。有的说是史之创举，中国第五大发明，是治国安邦的基石;有的说是毒药毒瘤，不仅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而且腐蚀了知识分子的心灵。

科举制度也就是官员选拔制度。从秦朝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中央集权官僚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官员都是给皇帝一个人打工的，官员选拔制度就是给皇帝选拔打工仔，科举是选拔程序，设立门槛和模板。科举制度历经1300年，仅是在元朝中断过几十年，按理说一个制度能持续了上千年，应该是一个好制度。换句话说，人们在上千年里，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制度来替代它。由此说来，科举制度没有什么大问题。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他以极为严厉的手段整肃官员队伍，对贪官斩立决，绝不姑息。据说被他杀掉的官员有十几万，以至于到了政府机关严重缺员，无人办公的地步，后来有的“带病官员”甚至在狱中戴罪办公。即使如此，贪官还是层出不穷，前仆后继。官员大面积贪腐，一定在哪里出了问题，如果科举制度没有问题，那就是教育方针出了问题。

教育方针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和目标，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掌握什么样的技能。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方针只有一个目标，读书做官。读书为了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这是读书人唯一的路线图。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屡试不第，后来放弃做官，退隐山林，有的成了诗人或画家，不过他们的第一选择仍是科举入仕。李白的父亲是商人，商人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李白连科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入仕了，断了当官的念想，只能踏踏实实做他的诗仙。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只是单纯为了增长学识，完善自我，当时这种人应该很少，或者干脆没有。

十年寒窗苦读，做官的成本很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旦通过了科举的门槛，如愿做了官，接下来就该捞黄金，捞美女了，不枉十年寒窗苦读。读书-做官-捞钱，顺理成章，规定动作而已，应该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记得小时候听说书，常有这么一句，“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读书与做官，本来就是一笔交易，有投入就该有回报。

为什么明朝的贪官格外多?元朝停了几十年科举，积压下了一大批人才，而且汉人一直受到蒙古人的打压，抬不起头，读书做官的路变得非常窄。到了明朝，恢复科举制度，又开通了读书做官的路，官员要抓紧时间弥补损失，自然大捞特捞。还有一种说法，明朝官员的俸禄微薄，逼得官员贪腐。其实各朝各代的贪官都不少，大多数皇帝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是乾隆对和珅那样。只不过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对贪官格外痛恨。

教育与权力捆绑在一起，使得教育成了权力的通道，台阶，断绝了教育多样发展的可能，也使得教育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人们读书，并非是热爱知识，传承文化，而仅仅是打造一块入仕做官的敲门砖。由于教育方针锁定了读书做官，人们把入仕做官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视做官以外的途径为旁门左道。

唐宋科考主要考诗赋，明清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格式为八股文，依据须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科考注重选拔政治军事人才，忽视了经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人才。

千百年以来，中国搞出过一些伟大的发明，也出过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像张衡、郭守敬、陶弘景、沈括等人，但这纯属民间行为，在政府的教育方针之外，是在野生状态自然成长的。在近500年，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而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无缘。曾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翰难题”，说的就是“中国有技术没科学”。这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方针不无关系。历代科举基本上没有自然科学的内容，私学和官学也没有自然科学的课程，不教也不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才完全没有成长的土壤。中国的技术来自“工匠文明”和“民间发明”，通过个人兴趣和经验积累，或是行业的知识传播和培养，如道家对于医学和药学的挖掘和传播，如陶瓷行业对烧瓷技术的提升。此外，还有一种“御用科技”，如皇帝对某一领域感兴趣，会积聚人才，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像中国的天文学卓有建树，与历代皇帝关注星象，设立钦天监不无关系。

19世纪末，科举做出调整，增设了自然学科和经济学科。科举实施了1300年，在临终前意识到了问题，可惜大势已去，于事无补了。

在历史上绍兴盛产师爷。绍兴的一些读书人科考不中，转而去给官员做师爷，放在现在就是专业顾问，有法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工程方面的、事务方面的，总之地方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靠他们在支撑，由他们在运转，朝廷命官只是一个摆在前台的牌位。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科考当上官的大老爷们，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处理事务的能力，不是他们低能，而是教育方针的标准产品。

夫子庙也在秦淮河畔，临考的学子当然要先拜祖师爷。孔夫子说过：学而优则仕。孔夫子也曾奔波于列国，希望被哪一位国君看中，给他个一官半职。祖师爷况且如此，一脉相承，徒子徒孙还有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