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万历十五年》大学生读后感范文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读一本好书，象交了一个益友。那么读了某些书籍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下面是本站小编整理的精选《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以供参考查阅！

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去世。

但《万历十五年》，不止这一年。

在历史书中，戚继光是明朝杰出的军事家，是带领中国军民抗倭的民族英雄。但在这本书里，他被指巴结权贵，崇尚迷信，并且都列出了实证。

大概是我学识浅薄，刚翻看这本书时，六人的名字里竟只认得戚继光，因而率先翻看的，必然是戚继光的那一部分。

明朝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低级军官则无需降级。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就显得弥足珍贵。

戚继光在所招募的新兵中建立铁一般的纪律，这是戚继光的军队取胜的必要保证。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

这些都是我们在历史书中所认识的戚继光，那个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但这本书中，还有我们不曾了解的那一面。

他巴结权臣张居正，曾花重金购买美女作为礼品奉给张居正；他崇尚迷信，亲自设计制作各营连的军旗，在军旗上绘绣天上的星星或者传说中鸟首人身的图象，以象征他们的指挥官。他重视黄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训话的时候，又常常提到善恶的因果报应；这位民族英雄的结局似乎也不大配得上他的荣耀。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7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令人唏嘘不已。

我也不曾想过一代民族英雄晚景竟是如此凄凉，这与我们印象中的戚继光相去甚远。但细想，却又似乎是合理的。一个人的存在，是立体的，总有一面被阳光笼罩，也因为这抹阳光，这个人的身上也必定存在处于阴影中的一面。有人可以永远站在阴影里身上没有一丝光亮，却没人可以做到无死角地被光亮笼罩。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

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动乱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