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
针对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种种问题，本报两名记者历时三个月，走访了我省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专家学者中国的乡村，始终是叫人牵挂的热土。当这一社会始终注目的焦点“乡村”与另一个焦点“教育”勾连起来时，热土中的焦点愈发炽烈。
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 “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
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值得关注和思考。
带着这一课题，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报两名记者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
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空壳学校的典型性“样本” 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县城的教学质量好，家住红旗小学隔壁的白永霞将儿子转到了县城上学
今年秋季开学，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只剩下了4个学生。
和很多西部县城的乡村小学一样，下二十里铺乡的书所乡村小学也不得不面对“生源荒”的残酷现实。
当生源一点一点衰减的时候，经受考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对学校逐渐丧失的信心以及乡村老师们对未来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迟早的事，红旗小学的老师几乎都这么认为。
这所距离榆林市清涧县城约15公里的山村小学正在走向空壳。尽管学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学生的辉煌历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个老师10个学生的凄凉。　　落寞的学校空荡荡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记者一大早就从县城出发，本想从升国旗开始，拥有对这所学校最完整的印象。
红旗小学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边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窑洞正对着校门，门框窗棂清一色地刷成了浅蓝色;窗户上没有镶玻璃，而是用白纸糊着;久经风吹，有的白纸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还是“错过”了升旗时间。上午7时许，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后来，记者才得知：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城里不同，孩子们每天7时到校，半小时早读，接下来上两节课，9时放学回家吃早饭;中午12时到校，3时半放学。
一间窑洞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教室门开着，一个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男老师站在讲台上，正用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向孩子们讲授着“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紧贴着讲台的一角，放着两排两张课桌，坐着3个学生。这个至少容纳40个学生的教室里空荡荡的。
男老师叫白随宝，今年56岁，是数学老师。5年前，他从沟口的梨家湾小学调到这里，就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残酷现实。5年间，学校的人数从起初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如今的10个。眼看着一间间教室空了出来，白随宝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

三年级教室里，3张课桌正对讲台中央竖着摆放着。11岁的任旭和比他小一岁的赵小宝在教室里坐着，有些不安。
这个班的3个学生那天少了一个。没来的学生叫贺贤，是数学老师刘祝兰的儿子。老师和她的儿子竟然都没来，任旭分析：“估计赶事儿去了。”“赶事儿”是当地人对参加红白喜丧事的称呼。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较为安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赵小宝时不时走出教室看看，再转回来。
上午就这样过去。6个老师只来了1个，8个学生中的5个就像没了领头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访，这个学校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落寞。再后来，记者听说了一个更受打击的事情：上午并没有升旗。
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
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贺露说。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
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
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
不过，经常去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
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除了语文、数学等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
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
对于外面的东西，“差生”贺露还是有一丝向往的。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一天。后来，贺露听转到城里上学的小伙伴儿说，他们的学校在“六一”节办晚会，表演节目，羡慕得不行。
一部乡村学校的衰亡史
上午9时，放学了。白随宝回到宿舍，打开电蒸汽炉，加热放在里面的两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红豆稀饭。那是他的早饭。
早饭是他从家里带来的。自从到外村教书，白随宝的日子就变成了这样：每天早上，他会带上老伴儿准备好的早饭赶赴学校，早上上完课在学校里热热吃，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一顿现成的。
从老师、学生和村民们的讲述中，记者拼凑出了一段红旗小学不完整的历史。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村子50多岁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学校里读过书。1976年，学校还办过一年初中。90年代初，学生人数曾多达400人。
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XX年，白随宝调到红旗小学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已经出现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隐忧，七八十个学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级，低年级一个班才三四个。
另一个让他们担忧的事实是：优秀的学生不断地向县城学校流动。XX年年，学生中还能发现几个好苗子;20XX年，考过全乡第一;但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些学生已经让他没了信心，“好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实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穷走不了的”。
期中考试，贺露的数学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几个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学生如今变成最好的了。”白随宝说。而今，这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只能靠回忆，才能拾起当老师的那份荣耀。
白随宝的家在清涧县下十二里铺邓家沟村，骑摩托车到红旗小学需要半小时。1974年，村里有个小学，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老师请不来”。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白随宝，希望他去教孩子们。
他应了下来，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10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好劳力”。再后来，不挣工分了，每月工资是30块钱，直到1994年转成公办教师，他的工资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当年“人丁”兴旺日子，白随宝眼里泛光，“学生多了，就容易发现好苗子，哪个老师不愿意教好学生?”
一直以来，全县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学都面向全县招收“重点班”学生。白随宝带毕业班，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最多的一次，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考上县重点班的学生，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白随宝家里，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学习标兵”，全县第一、第三的荣誉证书，“县模范教师”。最近这些年，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而如今的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