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共成长优秀作文二篇精选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我的追梦岁月

我出生1963年12月1日，在饥寒中长大。曾有过无数梦想，想当一名为国效力的军人，想当一名为民解除饥饿的科学家……但最执着的是走出深山面见大海。

一个初春的早晨，我跟爷爷来到辰河边。太阳露出了彤红的脸，大地镀上了一层金辉， 眼前变得水花花的。抬头远眺， 堤上的柳枝婆娑飞舞，滔滔辰河向远方奔去……我触景生情地问爷爷:“这条河流向哪?”

“等你长大读了书就会知道。这条河从遥远的贵州大山里流来，流入了很远很远的洞庭湖。”爷爷提起“洞庭湖”，我不知在哪，离村里多远，只是默默地想:远方的湖是什么样儿?

上学了。放学回家，我们那几个“调皮鬼”总在柳堤上捡几片叶子，小心地放在河面上，让它带着一颗童心进入洞庭湖。有一天，我、春明和龙芳几个放下书包在河边追捕一只上岸的龟，龟被擒后，我拿着龟问春明:“你知道这龟是从哪儿来的吗?”

“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不对!是从洞庭湖爬来的。”我晃着头极力争辩。

“哈!你真傻，洞庭湖的龟都是从大海里爬来的。”

龙芳抢着说:“我婶见过大海，听她说大海有很多龟，要是咬了人的手指，响雷时龟才肯松口呢!”

龙芳的婶，听爷爷说是读书飞出大山的，村里人都说她好样的，是咱山里的骄傲。

“总有一天我要比他们知道得多。”我不服输，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像龙芳婶那样跳出山沟去念大学，去看那神秘莫测的洞庭湖，去看那水天相连的大海。正当我心驰神往时，“白卷”风刮了起来，儿时的美梦被浸渍在泪水里。记得一位年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治试卷凶神恶煞地问:“读书为了什么?”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惊吓了，久久不敢作答，在他反复追问下，我颤着声回答:“见——见——大——”。“海”字未曾说出，就挨了老师两个重重的耳光，八岁的我昏了过去， 记不清当时是怎么离开办公室的，只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老师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资产阶级的黑爪牙，滚出去!”一阵狂风旋来，我不知不觉竟被戴上了“只专不红”的大帽，站在与我年龄极不相称的“大批判台”上，哭哭泣泣地接受众人的揪斗。

度日如年的三年过去了，太阳从大山的背后爬出来了，山里的后生尖嚷着:“高考制度恢复了，我们准备准备，考大学去!”其实我的心早已冰凉，对一切事物都没有了兴趣。可是开考的第一年，昔日成绩远远不及我的龙芳考上了，村人说龙芳家坟山屋场好，代代出读书人。我不相信这迷信话，却不敢争辩，真悔恨自己没有去考。

理智驱走痛苦后，我也藏在家里“准备准备”。可生活残忍得像一条毒蛇死死地咬着我。翌年高考又增考英语了，没学过英语的我躁得大哭。无聊之际，我启开小帧装本，那梦一样的初心，梦一样的年华，汇聚在我的视网膜上， “大海”的呼唤震颤着我的灵魂。我辗转难眠，扪心自问:我怎能被困难吓倒?

送走可怕的寒冬，贫瘠的土地上春意盎然。儿时河畔擒来的那只龟在我家的池塘里不分年代地繁衍着，山沟里的人都在责任田地里大做文章，经济上的拮据不久便离开了大山。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后，一座座铁塔在山村耸立，一条条乌黑的水泥路通向山里，一栋栋砖房拔地而起，楼内楼外农民也讲究装修了，家具全面更新换代，平板彩电挂上了墙，男女老少都用上了手机，山村的姑娘穿戴也时髦了，可与城里人媲美。

就在那个春天，我参加了“英语速补”学习，也就在那个金秋，我收到了武汉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我发疯似地跑到辰河边，对着辰河情不自禁:“我终于也像龙芳婶去见大海了。”

带着追梦离开山村时，村民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场面比前两年龙芳出山时热闹得多。

四年弹指一挥，我不仅获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还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科学养龟” 论文三篇和文学作品多篇， 其中一篇论文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 散文《母亲》获全国大学生征文竞赛一等奖。小车载着我去见了洞庭湖， 最终也见了大海。当我双脚站在洁净的沙滩时，心几乎要跳出来， 我被大海的粗犷、蔚蓝和神妙深深地吸引和感染。那腥咸的海风， 劲健的海鸥，宽阔的沙滩， 出现在我眼前。特别是海面那盛大的日出， 葳葳蕤蕤，蓬蓬勃勃，照亮了我人生的旅途。

走出学校，我成了一名乡干部。我勤政务实，不重金杯银杯，只重老百姓的口碑，深受群众好评。我从一般干部升到副书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局党组书记。51岁时，我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

回首走过的路，让我深深感到:我与祖国同成长，祖国是我成就梦想的坚实依靠!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2000字:电话之“变”与“便”

每过两三天，我总要和住在城里不习惯、执意要住在乡下老家的母亲用手机视频一次。虽然我们相隔近千里，但每次和母亲说起话来，我就像在她的身边一样。放在几十年前，这是想也不敢想的。

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那时叫大队)干部，加之我家又在村中心，为了联络方便，村里的手摇电话机就放在了我家。那时没有电视，虽说有广播，可大山里信号不好，一下雨线路就坏，有时一坏就是几个月，就算好的时候声音也听不太清楚。报纸几乎没有，偶尔送些报纸来，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所以，听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的惟一渠道就是这部电话机了，只要它一响，就一定是有相当重要的方针政策要学习传达。一旦接到这样的重要通知，村里的电话员就马上把通知送到各小队和其他村干部手里。要是村里有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向公社汇报，也要用电话。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等重大改革政策，村里都是通过电话得到的消息。

当时，这部电话机用的是两节硫酸电池，电池用久了，打电话时就要狠狠地用劲儿摇，然后必须拖着很长的“喂”音，对方才听得见。尽管这样，村里的小伙伴也十分羡慕我。有人接、打电话时，小伙伴们就会趴在我家的窗户上看。有时父亲不在家，我也会把小伙伴们带到家里来，让他们围着电话机看，特别有优越感。

那时公社有个电影放映队，每过一两个月，村里就能轮到放一次电影，这时，放映队就会通过电话通知。所以，村里的小孩子们特别希望能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只要电话机一响，他们就会问是不是放映队打来的。

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去外地上学。村里有了办公的地方后，那部电话机就搬走了。听说，它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了拨号电话后，才完成光荣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加工作后来到城里，再没见过这种电话机。单位里用的都是拨号、数字按键电话机。但这只有单位的办公室里才有，除了领导外，几乎没有人可以自己独占一部。那时就算有钱，也不是想安电话就能安的。

慢慢地，有了程控电话后，电话就不再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也可以托人装电话，要**元左右。但大家都感觉这钱花得值，因为有了电话，印名片时就可以印上，给别人名片时，还特意交代:“那上面有我家电话号码。”这不仅是一种优越感，更多的是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

电话的飞跃发展应该是BP机(传呼机)、“大哥大”出现之后。BP机出现后，电话就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很多人买了BP机后，还会专门配个小皮套，将其小心翼翼地装进皮套挂在腰间，偶尔听到电子提示音，还要急匆匆地到处找公用电话回复。我那时也买了一个BP机挂在腰间，只不过设置了振动提示。有一次开会，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领导讲话，突然腰间振动起来，吓了我一跳，以为是小老鼠或爬虫之类的东西钻进了腰间。晚上和妻子说起这事，她说:“那你就别挂了，等条件好点儿买个‘大哥大’吧，反正传呼机也不能接打电话。”虽然BP机不太方便，但我依然感觉，它的出现是电话普及化、大众化时代到来的标志。

“大哥大”在当时可是有钱和有身份的象征。一些持有“大哥大”的人，常常把它带到街上，不仅不嫌弃它的笨重，还专门要找人多的地方上演“通话大戏”。随着这些“通话大戏”的增多，手机的知识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普及了，并将模糊的概念和实物实现了无缝对接，大大缩短了现代电话的宣传周期，也为电子产品商节省了大量的广告费用。随着“大哥大”的笨重、价格高等缺点的显现，它像传呼机一样，逐渐被一些功率小、轻质美观的手机替代了。

再看今天的电话功能，多得已经无法用词语来概括了。过去的电话仅仅有传递声音的单一功能，如今的电话又增加了购物、看书、炒股、看电影、看电视、看视频等各种以前难以想像的功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电话变迁的过程，也是我们的伟大祖国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备感自豪和荣幸!